自今年一季度以来，我国经济从疫情中加速恢复，美联储连续加息，全球流动性紧缩，贸易增长放缓，诸多因素导致人民币震荡走弱。截至6月30日，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7.2258，创下年内人民币对美元新低。不过，6月30日人民币汇率指数CFETS为96.74，与2月3日的99.86相比，跌幅只有3.12%，处于合理波动范围内。不难看出，此次人民币贬值很大程度上是美元自身升值因素造成的，美元指数上涨放大了人民币贬值幅度。

近期美元一路升值的因素主要有三个。一是较高利率支持美元升值。高利率引导短期国际资本不断流向美元资产，推动美元指数一路攀升。人民币与美元利差反转，成为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的关键因素。二是市场预期强化了美元升值。一些机构、企业和个人在离岸市场做多美元，加速美元升值的自我实现。三是基本面改善支持美元升值。美联储坚定的加息措施使得银行信贷规模缩减，物价下降，美国商务部将2023年第一季度实际GDP修正值上调0.7个百分点，支撑美元继续走强。此外，俄乌冲突造成能源、粮食等大宗商品涨价，增加了美国的出口收入。

与此同时，长期来看，支持人民币升值的根本因素没有改变。首先是较高的经济增长。今年我国已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，经济发展保质增量，第一季度实现4.5%的增长，在积极的财政、货币政策刺激下，第二季度有望实现更高的经济增长，为全年实现5%左右的增长夯实基础。我国经济增长显著快于主要经济体，为人民币币值坚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。

其次是高水平开放。我国继签署RCEP后，积极申请加入CPTPP和DEPA协议，主动对接更高标准、更高规则的贸易和投资协议，进一步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，扩大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优势。在对外投资推动下，1月份至4月份，有17个阿拉伯国家与我国双边贸易额实现正增长，9个国家增幅超过15%。随着贸易结构进一步优化，我国成为最大汽车出口国，巩固了贸易大国和强国地位。

再次是国际收支基本平衡。今年第一季度我国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763亿美元，储备资产存量3.4万亿美元，规模位列全球首位。这就意味着我国总体上外汇供大于求，人民币汇率从根本上没有持续贬值的市场基础。

此外，人民币国际化有序推进也是重要影响因素。当前，SDR篮子货币中币值最稳定的人民币已成为不少国家的国际支付货币。今年3月份，人民币在中国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中的占比升至48%，人民币在中国跨境交易中的使用首次超过美元。随着经营主体更多使用人民币结算，外汇市场供求数量和结构进一步变化，汇率风险对实体经济的不利影响下降，我国承受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能力将进一步增强。

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因素十分复杂，既有一些长期的、根本性的因素，又有一些短期的、关键性的因素。从上半年的经济运行情况看，决定人民币汇率长期趋势的根本因素并没有发生变化，只是一些短期的、关键因素影响了市场预期，引发人民币汇率出现超调。人民币汇率有望逐步企稳，随着市场情绪的平复和理性的回归，人民币汇率很快就会转向经济基本面决定的长期均衡水平，进入震荡升值和上行期。

基于此，需客观冷静看待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波动，抓住主要矛盾和决定人民币汇率变化的主要方面。经营主体应该提高对人民币汇率扩大弹性、双向波动的适应能力，加强外汇风险管理，坚持汇率风险中性的原则，基于实需进行套期保值，千万不能心存侥幸，妄猜人民币汇率走势，进行赌博投机，避免非理性投机带来的汇率风险和不必要的损失。央行要高度关注美国的货币政策溢出效应，运用数字技术监控短期资本、股市和债券跨境流动，健全市场沟通机制和人民币汇率的预期引导机制。尤其是要适应人民币国际化发展需要，大力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，拓宽离岸市场的深度和广度，从境内外两个市场优化配置人民币资源，形成离岸在岸联动性更强、更加合理的人民币汇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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